早上七点半,林杰刚坐到办公桌前,茶还没泡好,医保局就打来电话。
沈明就把手机递过来了,说刘局长有急事。
他接起来,那边声音很急,像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
“林副总,出事了。那个罕见病药物,您还记得吗?脊髓性肌萎缩症的,我们从一百二十万砍到三十万的那个。”
“记得。怎么了?”
“舆论炸了。有人说三十万还是太贵,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。有人说医保不应该为极少数人花这么多钱。还有人说了更难听的:说凭什么用几千万人的钱去救几个人?”
林杰没说话。
他想起那款药,谈判那天他不在场,但刘局长后来跟他详细汇报过。
药企代表一开始咬死一百二十万不松口,说研发成本太高,全球定价都是这个水平。
医保局的谈判代表拍了桌子,说你们在澳大利亚卖六万,在日本卖八万,到了中国就要一百二十万,凭什么?
谈了整整一天,最后定在三十万。
刘局长说这个价格,药企已经是亏本在卖了。
但现在,舆论不买账。
“网上怎么说的?”
“您自己看看吧。”刘局长似乎有点应付不过来的样子。
林杰挂了电话,打开手机。
热搜第一,话题是#天价药入医保#,阅读量已经破了十亿。
他点进去,最上面是一条日报的微博,内容是“某罕见病药物经医保谈判降至30万每年”。下面评论三十多万条。
他往下翻了几页,看见了那些声音。
“30万还是天价,普通人吃不起。”
“医保是大家的钱,凭什么给极少数人花?”
“120万降到30万,降了90万,怎么不降到3万?”
“那些说贵的人,你们知道研发一款药要花多少钱吗?”
“楼上药企的水军吧?”
“我孩子就是SmA患者,没有这个药,他活不过三岁。你们说他该不该救?”
“该救。但30万,你出得起吗?”
林杰把手机放在桌上,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。
他想:为了砍低价格,把药企都砍哭了,但舆论不买账。
其实不是因为他砍得不够狠,是因为三十万对普通人来说,还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那些在网上说“凭什么”的人,说到底是因为穷,自己买不起。
他们自己也看不起病,他们也在等医保给他们报销。
他们一定是怕那些钱被罕见病患者用光了,轮到自己的时候,就没钱了。
上午九点,医保局召开内部会议。
刘局长坐在中间,脸色很差,眼袋很重。
林杰没有去,他在办公室等消息。
沈明每隔半小时进来汇报一次,说网上吵得更凶了,有人在组织签名,要求医保局重新谈判,还有人在整理罕见病药物的清单,说要把所有高价药都踢出医保。
“首长,刘局长问您,要不要发个声明?”
“不发。现在发什么都是错。”
沈明点了点头,转身出去了。
林杰靠在椅背上,陷入沉思。
他想起那个SmA患者,一个孩子,三岁,不会走,不会站,连翻身都做不到。
他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,卖了房子,借了钱,凑了一百多万,买了第一年的药。
第二年没钱了,孩子的病情开始恶化。
他们等了一年,等到医保谈判成功,等到药价降到三十万。
他们哭了,打电话给医保局,说谢谢。
现在,有人要他们把药吐出来。
下午,林杰接到刘局长打来的电话。
“林副总,我们开了一上午会,没吵出结果。有人说要重新谈判,有人说要坚持,有人说干脆把罕见病药物全部踢出医保,专做常见病。”
“你怎么想?”
刘局长沉默了很久。“林副总,我不知道。”
林杰没说话。
他想起那个谈判代表回来之后说的另一句话:“林副总理,我知道这个价格还是贵。但如果我们不进来,那些孩子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”
现在他进来了,给了那些孩子希望。
但现在,有人要把这个希望收回去,是因为买不起。
医保基金是有限的,用了这里,就不能用那里。
“刘局长,明天上午,开个专家论证会。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请来。当面吵,吵完了再定。”
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,林杰站在窗边,点了一根烟。
第二天上午九点,院第一会议室。
长条桌两侧,左边是支持罕见病药物入医保的专家和患者代表,右边是反对的专家和医保政策研究者。
刘局长坐在林杰旁边,林杰面前放着一杯茶。
林杰开口说:
“今天请各位来,就一件事。罕见病药物,要不要进医保?怎么进?进多少?你们说,我听。”
左边第一个发言的是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,姓张,五十多岁,是国内SmA领域的权威。他站起来,翻开面前的文件。
“林副总,SmA是一种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,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头号遗传病。如果不治疗,大多数患儿活不过两岁。有了这个药,他们可以活下来,可以走路,可以上学,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这个药,不是奢侈品,是救命药。”
右边第一个发言的是某知名医保政策研究专家,姓李,四十出头,说话很快。
“张主任,我同意这个药是救命药。但医保基金是有限的,去年全国医保基金总收入两万八千亿,总支出两万六千亿,结余只有两千亿。这两千亿,要用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要用来填补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增长,要用来提高常见病的报销比例。如果罕见病药物全部进来,一个药一年三十万,一千个患者就是三个亿,一万个患者就是三十个亿。这笔钱,从哪儿出?从常见病患者身上出?从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患者身上出?他们怎么办?”
张主任的脸色变了开口说:“李教授,那些常见病患者,至少还有药可吃。SmA患者,没有这个药,就只能等死。”
“我知道。但医保不是慈善,是保险。保险的原则是多数人分摊少数人的风险。罕见病的风险,不是多数人的风险,是极少数人的风险。让多数人为极少数人买单,这不公平。”
“公平?”张主任的声音明显提高了,“李教授,您说的公平,是数学上的公平,不是人道上的公平。那些孩子,他们没做错任何事,他们生下来就得了这个病。他们不该死。”
“我没说他们该死。我说的是,医保基金的钱,应该花在刀刃上。”
“什么是刀刃?常见病是刀刃,罕见病就不是刀刃?”
两个人面对面站着,谁也不让谁。
这时,旁边的一个患者代表举起了手,是个女人,四十多岁,穿着朴素,脸上的皱纹很深。她站起来,手一直在发抖。
“林副总,我是SmA患儿的母亲。我儿子今年四岁了,他用了两年的药。第一年,我们卖掉了房子,借了钱,凑了一百多万。第二年,我们等到了医保谈判成功,等到了药价降到三十万。我们哭了,因为我们知道,我们还有希望。现在,有人要把我们的希望给打破,我不知道我儿子还能活多久。我只知道,他今天早上还叫我妈妈。”
说着说着,她的眼泪掉下来了,“林副总,我求您,别把药踢出去。三十万,我们还是吃不起。但至少,我们有盼头。”
林杰看着她,站起来,双手撑在桌面上说:
“各位,这个争议,我预料到了。但我要说的是,一个国家对待弱者的态度,决定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。罕见病患者,是我们社会最弱的弱者。如果不帮他们,我们有什么资格谈共同富裕?”
李教授低下头,没说话。
张主任坐下来,端起茶杯,默默地喝了一口。
那个母亲站在那里,眼泪还在流。
林杰看着她,又看了看在座的人。
“今天不投票,不决定。你们回去,把各自的方案写清楚。支持入医保的,写清楚钱从哪儿出。反对入医保的,写清楚那些孩子怎么办。下周,再开会。”
他站起来,走出了会议室。
回到办公室,林杰坐在椅子上,闭着眼。
他想起那些还在等着的事:
强基工程的钱还没花完,村医的补贴还没全部到位;
资源共享中心的机器还有坏的,医生下沉的制度还没完全落实;
还有张某,还在看守所里,等着审判;
还有孙某,还在逃,不知道躲在哪个国家;
还有那些被取走器官的人,还在医院里,等着康复;
现在又多了一件,罕见病的药,进了医保,还是吃不起。
那些孩子,还在等。
等降价,等希望,等一个活下来的机会。
他感到身上的责任无限大,一刻也不能停,他睁开眼睛,拿起桌上的文件,继续看。
窗外天黑了,远处的楼亮起了灯。
他打开台灯,灯光照在文件上,白晃晃的。
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,看到最后一页,放下。
他拿起手机,给刘局长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下周的会,请那个母亲也来。让她坐在第一排。”
刘局长很快回了。“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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