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知识产权法院,上午九点。
大门外挤满了记者和围观的人,摄像机架了一排,闪光灯噼里啪啦的。
几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,维持秩序。
旁听席上坐满了人,有患者家属,有医药行业从业者,有法律界人士,还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。
前排坐着几个推轮椅的人,轮椅上坐着孩子,有的很小,三四岁,有的十几岁,都很瘦,脸色苍白。
小石头坐在第三排的轮椅上,他妈妈站在旁边,手扶着轮椅的把手,手指攥得很紧。
他转过头,看着那些孩子,看了很久,又转回去。
“妈妈,他们也是SmA?”
“嗯。”
男孩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
他的手指很细,像枯枝。
他攥了攥拳头,又松开。
法官敲了法槌,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席上坐着三个人,中间是药企的中国区总经理,姓陈,四十多岁,西装笔挺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旁边是两个律师,一男一女,都穿着黑色律师袍,面前摊着厚厚的文件。
被告席上坐着医保局的副局长,姓王,四十出头,短发,戴着黑框眼镜,说话声音不大。
她旁边是法制办的一位处长,姓赵,四十多岁,说话慢条斯理。
法官宣布开庭,原告律师先发言。
女律师站起来,翻开文件,声音很亮。
“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,我方当事人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,多年来投入巨资研发罕见病药物。以本案涉及的SmA治疗药物为例,研发周期超过十年,投入资金超过二十亿美元。该药物在全球多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,定价基于研发成本、生产成本、市场推广成本等多重因素。我方尊重中国医保制度的特殊性,也愿意通过谈判提供优惠价格。但被告方在谈判中采取的单方面压价行为,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的知识产权和合理利润,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契约精神。我方请求法庭确认被告方的行为构成歧视性定价,并要求重新谈判。”
她坐下,法官看向被告席。
王副局长站起来,看着法官说: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,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第一,药品定价不是纯市场行为,涉及公共利益,尤其是救命药,必须在企业利润和患者可负担性之间找到平衡。第二,我方在谈判中的定价依据充分,参考了该药物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第三,原告所说的优惠价格,是从一百二十万降到三十万。三十万,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,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我方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,原告所谓的‘歧视’,不是针对他们,是针对所有吃不起药的中国患者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,法官敲了法槌,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,走到法庭中间,大声说:“王副局长,您说参考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售价。请问,您参考的是哪些国家?价格是多少?”
王副局长翻开面前的文件回应道:“澳大利亚,折合人民币约六万元。日本,约八万元。英国,约九万元。德国,约十八万元。美国,约一百二十万元。我方最终谈判价格是三十万元,高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英国,低于美国和原告最初报价。我方认为,这个价格是合理的。”
原告律师笑了一下继续问:“王副局长,您说的那些国家的价格,是经过医保谈判后的价格,还是上市价格?”
“医保谈判后的价格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,在这些国家,医保谈判是基于药品的临床价值、市场潜力、患者人数等多重因素,不是单纯压价?”
“我知道。我方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素。”
“那您知不知道,在这些国家,医保谈判是有法律框架的,不是单方面行政命令?”
“我方没有下行政命令。我们是谈判。”
两个人你来我往,谁也不让谁。
旁听席上的人听着,有的点头,有的摇头。
小石头听不懂那些法律术语,但他听懂了“三十万”。
他转过头,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,他们说三十万还是贵。”
女人没说话,只是握着他的手,握得很紧。
原告律师坐下了。
被告律师赵处长站起来,翻开文件说: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,我想向法庭出示一组证据。原告在全球各国的定价对比,以及全球各地的折扣率。数据显示,原告在中国谈判后的价格,依然高于某些发达国家。”
他把证据递给法官。
法官看了,传给原告律师。
原告律师看了一眼,脸色变了。
赵处长继续说。
“原告说他们给了最大的诚意。但我们要问,为什么同样一瓶药,卖给我们三十万,卖给德国是十八万?是因为中国的患者,命更值钱吗?”
法庭安静了。
原告律师张了张嘴,没说出话。
旁听席上有人鼓掌,法官敲了法槌,安静了。
陈总经理坐在原告席上,脸色很难看。
他低下头,跟旁边的律师说了几句话,律师点了点头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。“审判长、审判员,我方请求休庭十分钟。”
法官同意了。
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小声议论。
小石头转过头,看着他妈妈。
“妈妈,德国人买药比我们便宜?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?”
女人没说话,她不知道。
她只知道,她的儿子吃不起药。
德国人的儿子吃得起,不是因为德国的药便宜,是因为德国的医保有钱,中国的医保没钱。不是不想给,而是给不起。
她只怪自己穷,穷到儿子吃不起药。
休庭结束。
原告律师站起来,这次语气软了很多。
“审判长、审判员,我方愿意接受调解。”
王副局长站起来。“我方不同意调解。我方要求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”
法庭又安静了。法官看了看原告,又看了看被告,敲了法槌。
“休庭。择日宣判。”
旁听席上的人陆续站起来往外走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,他妈妈推着他,往门口走。
走到门口,一个记者拦住了他们。
“您好,请问您是患者家属吗?能说几句吗?”
女人摇了摇头,推着小石头往外走。记者追上来。
“您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看法?”
女人停下来,看着记者说:“我没什么看法。我只想说,我的儿子,他叫小石头。他今年十五岁了。他吃了两年的药,从一百二十万吃到三十万。三十万,我们还是吃不起。今年的药,还没买。”
她的眼泪掉下来了,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:“林爷爷说了,今年的药,他出。我不知道明年怎么办。但我知道,我儿子还活着。他活着,我就有盼头。”
记者张了张嘴,没说出话。
小石头抬起头,看着记者。
“阿姨,我能说一句吗?”
记者蹲下来,把话筒递过去。
“谢谢林爷爷。谢谢医保局的叔叔阿姨。谢谢那些帮我们说话的人。”他停了一下,“我会好好吃药的。我想活着。”
记者站起来,擦了擦眼泪。
小石头妈妈推着他,走了。
门口的记者们扛着摄像机,拍着他们的背影。
小石头坐在轮椅上,两只手抓着扶手。
他转过头,看着那些摄像机,看了很久,又转回去。
他妈妈推着他,越走越远,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林杰坐在办公室里,看着电视上的直播。
他看见小石头,看见他妈妈,看见他们走出法院大门。
他看见记者拦住他们,看见女人哭了,看见男孩说“我想活着”。
他关了电视,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
手机响了,刘局长发来消息。
“林副总,庭审结束了。原告同意调解,我们拒绝了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,回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刘局长又发了一条。“王副局长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,您看到了吗?”
“哪句?”
“为什么同样一瓶药,卖给我们三十万,卖给德国是十八万?是因为中国的患者,命更值钱吗?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,回复道。
“看到了。她说得好。”
“林副总,药企那边,可能还会上诉。”
“让他们上。我们等着。”
林杰放下手机,转过身,走回办公桌前,坐下。
桌上摆着那份庭审记录,他翻开,看到王副局长说的那句话,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合上文件,靠在椅背上。
手机又响了,林念苏发来消息。
“爸,小石头回来了。他问我,药企还会不会告我们。”
林杰看着那行字,回了几个字。“不会。他们告不赢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他们不讲理。不讲理的人,赢不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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